歌唱祖國（十萬人大合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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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是力量的競賽，然而有了一支強大的軍隊就能贏得戰爭嗎？毛澤東不這樣認為，他強調：“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於民眾之中．”他站在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高度，從戰爭的本質出發，深刻揭示了戰爭中軍隊與人民，人與武器裝備之間的相互關係，提出並實行了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最徹底的人民戰爭，領導中國人民戰勝一切國內外強敵，實現了民族解放的偉大任務，創造了以弱勝強的戰爭奇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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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軍學校應當使之成為比過去更能訓練大批高級的與初級的軍事政治干部的學校．

＜武裝民眾與建設紅軍＞（１９３４年１月２３日），＜毛澤東軍事交選＞（內部本６６頁）

毛澤東歷來重視軍隊的教育訓練工作．他一貫主張“應當用大力進行一切可能與必要的軍事訓練與政治訓練”．秋收起義上井岡山不久，毛澤東給中央報告把開軍校作為極待解決的問題，並親自在宇岡創辦了紅軍第一個教導隊．１９３１年秋，在中央革命根據地開辦了中央紅軍學校，他要求“紅軍學校應當使之成為比過去更能訓練大批高級的與初級的軍事政治干部的學校”，從而明確了我軍院校的辦學目的和方向．中央紅軍學校後來發展為紅軍大學，後來更名為抗日軍政大學，毛澤東擔任教育委員會主席，並親自為學員授課．在抗日軍政大學提出了“三大作風”（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１９４３年題寫了“八字”（團結，緊張，嚴肅，活潑）教育方針和校訓，這些都是他重視軍隊教育訓練的方針，原則．擴大成為我軍培養干部的搖籃，向前線輸送了大量干部．在戰爭年代艱苦條件下，我軍堅持開辦軍事學校，為戰爭服務，為部隊服務，取得了顯著的成績，為我軍的現代化，正規化建設作出了重要貢獻．在此基礎上，毛澤東形為了自己的軍事教育思想．在各個不同的歷史時期，毛澤東根據當時的具體情況和條件為我軍制定了不同的軍事訓練內容，目的就是要通過嚴格要求和軍事訓練，來提高我軍的素質，增強軍隊的戰鬥力，以履行作戰和現代化，正規化建設任務．幾十年來的實踐證明毛澤東對我軍軍事訓練內容的規範是符合實際的，適應了我軍作戰和訓練的需要，對加強軍隊建設起到了極大的作用．

毛澤東將人民軍隊稱為“大學校”．還有更深層次的意思．中國社會的實際情況，迫使中國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必須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走暴力革命的道路，武裝鬥爭成為中國革命的主旋律．作為武裝鬥爭的主角，人民軍隊對中國革命組織，思想等影響和決定作用是深刻的．中國革命需要大量具有高度政治覺悟和軍事素質的人才．從這個意義上說，人民軍隊確確實實就是一所“大學校”．它不僅僅限培育中國革命的精神，也培育了中國軍隊的每一個指戰員，並深深影響着每一個民眾．這一點，不僅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之前表露無遺，在革命成功，建立全國政權後，也深刻著．

上一節：　第十九節　根本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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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軍隊之所以有力晾，是因為所有參加這個軍隊的人，都是有自覺的紀律；他們不是為着少數人的或狹隘集團的私利，而是為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結合，而戰鬥的．緊緊地和中國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為中國人民服務，就是這個軍隊的唯一宗旨．

＜論聯合政府＞（１９４５年４月２４日），＜毛澤東選集＞第３卷，第１０３９頁

本軍是中國人民的軍隊，一切以中國人民的意志為意志．

＜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１９４７年１０月１０日），＜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１２３７頁．

張思德是中共中央警衛團的一名普通戰士，１９３２年參加革命，經過二萬五千里長征，負過傷．１９４４年９月５日，在陝北安塞燒炭時因炭窑崩塌而犠牲．９月８日，毛澤東和許多中央領導參加了他的追悼會，毛澤東親自作了講話．他說：“我們共產黨所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是革命隊伍．我們這個隊伍是完全是為著解放人民的，是徹底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張思德同志就是我們這個隊伍中的一個同志．”後來，他的這篇講話被定名為＜為人民服務＞．周恩來則在臨終之前，一直佩戴著一枚 “為人民服務”的徽章．解放戰爭的前夕，毛澤東更把 “為人民服務”作為軍隊的“唯一的宗旨”提了出來．他要求全軍在這個宗旨下面，產生出一往無前的精神，要壓倒一切敵人，而決不被敵人所屈服；產生出一個很多的內部和外部團結；產生出一個奪取敵軍官兵和處理俘虜的政策；形為為人民戰爭的一系列的戰略戰術；形成為人民戰爭所必須的政治工作；實行軍隊作戰所必需的一切保障．總之，軍隊的一切建設和行動，都必須服從和服務於這個唯一的根本宗旨．

毛澤東把自己的建軍思想歸結在 “為人民服務”的思想內涵之中，使其具有最深刻的政治內容，這也是一個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治軍思想的本質體現和最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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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軍的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則有三個，即：

第一，官兵一致的原則．．．

第二，軍民一致的原則．．．

第三，瓦解敵軍和寬待俘虜的原則．

＜和英國記者貝特蘭的談話＞（１９３７年１０月２５日），＜毛澤東選集＞第２卷，第３７９頁

１９３７年１０月２５日，毛澤東在陝北延安接見英國記者貝特蘭的談話中，將自己關於軍隊的做法概括為“三大原則”．他自豪地向貝特蘭介紹說：“八路軍更有一種極其重要和極其顯著的東西，這就是它的政治工作．八路軍的政治工作原則有三個，即：第一，官兵要一致的原則，就是在軍隊中肅清封建主義，廢除打駡制度，建立自覺紀律，實行同甘共苦的生活，因此全軍是團結一致的．第二，軍民一致的原則，就是秋毫無犯民眾的紀律，宣傳，組織和武裝群眾，減輕民眾的經濟負擔，打擊危害軍民的漢奸國賊，因此，軍民團結一致，到處得到人民歡迎．第三，瓦解敵軍和寬待俘虜的原則．我們的勝利不但是依靠我軍作戰，而且依靠敵軍的瓦解．”

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則，來源於“三灣改編”，經過井岡山鬥爭，古田會議和二萬五入里長征，最終為廣大紅軍指揮員所接受，成為凝聚軍心，鼓舞士氣，戰勝敵人的重要法寶，也成為所有紅軍指導員的共同行動和準則．

政治工作，說到底是做好人的工作，改善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係．毛澤東從一支軍隊的角度出發，把其基本關係定位在軍民關係，官兵關係，敵我關係三個方面，要求我軍正確處理好這三個關係，從而最大限度調動自己軍隊的積極性，瓦解敵軍的軍心士氣，這就使得政洽工作成為軍隊戰鬥力的重要保證．後來，毛澤東又提出了開展擁政愛民的運動的號召，其實質也是“三個關係”的延伸．

上一節：　第十七節　二憶三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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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政治教育，紅軍士兵都有了階級覺悟，都有了分配土地，建立政權和武裝工農等項常識，都知道是為了自己和工農階級而戰．因此，他們能在艱苦的鬥爭中不出怨言．

＜井岡山的鬥爭＞（１９２８年１１月２５日），＜毛澤東選集＞第１卷，第６４頁

軍隊的基礎在士兵，沒有進步的政治精神貫注於軍隊之中，沒有進步的政治工作去執行這種貫徹貫注，就不能達到真正的官長和士兵的一致，就不能激發官兵最大限度的抗戰熱枕，一切技術和戰剩就不能着最好的基礎去發揮它們應有的效力．

＜論持久戰＞（１９３８年５月），＜毛澤東選集＞第２卷，第５１１頁

當國共軍隊即將進行戰略決戰的前夕，蔣介石，宋美齡四處奔走，乞求軍援，而毛澤東也給部隊準備了一顆“精神原子彈”：以“兩憶三查”（懷舊社會給予勞動人民之苦，憶反動派給勞動人民之苦，查階級，查工作，查鬥志）為形式開展新式整軍運動．

１９４７年下半年，我軍由解放戰爭初期的１２０萬人發展到１９５萬人．由於部隊新成份增加，特別是從國民黨軍隊中解放過來的士兵成份增多，部隊在組織上，思想上，作風上產生許多不純的現象．地主，富農和資產階級出身的子弟中，大部份人經過黨的教育，改變了階級立場，但少數進步較慢，舊的思想影響較多，一些人對土改抱抵觸情緒；有的幹部滋生了驕傲自滿情緒和官僚主義，軍閥主義作風，不尊重人民政府，不關心士兵生活，導致官兵關係不融洽．這些現象都需要盡快加以糾正．而此時我軍正處於由戰略防御轉入戰略進攻的關鍵時刻，極需在全軍進行一次全面的整頓．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批轉了東北民主聯軍遼東三縱隊訴苦經驗報告，明確指出：“進行階級教育的目的是使全體戰員站在勞動人民一邊，一心一意為人民服務．這種民主的，群眾性的新式整軍運動，必須繼續進行．”從而在全軍發起了新式整軍運動．

訴苦運動在各部隊採用了多種形式．有的將“為誰當兵，為誰打仗”等一系列問題進行討論，許多戰士結合了自己的身世進行算帳，訴苦；有的邀請駐地苦大仇深的貧顧農到部隊訴苦；排演了<血淚仇>，＜復仇立功＞，＜白毛女＞等劇目進行宣傳鼓動；有的則是在訴苦後，號召大家站到勞苦大眾一邊，一心一意為人民服務．經過訴苦教育，激發了官兵階級的仇恨，打破了頭腦中的許多迷信，宿命思想和統治階級的欺騙，使成千上萬的俘虜打開了眼界，很快覺悟起來，要求加入人民解放軍，與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戰鬥．往往昨天還是在戰場上的敵人，今天當了俘虜，第三天就已經拿起了武器，向國民黨軍隊英勇作戰，並很快出現了大批的戰鬥英雄．這是我軍在改造俘虜問題上所創造的歷史奇蹟．

在兩憶教育的基礎上，再結合實際進行“三查”，採取個人檢查與群眾幫助，普遍檢查和重點批判相結合的方法，既查戰士及查幹部，既查非黨群眾又查共產黨員，開展從下而上又從而上而下的批評與自我批評．

以“兩憶三查”為主要內容的新式整軍運動，使人民解放軍的面貌煥然一新，大大加強了全體官兵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堅強團結．部隊的純結性提高了，紀律整頓了，三大民主發揚了．隨後，“兩憶三查”運動也在解放區的城市和農村展開，並與土改運動結合起來，啟發和教育了農民的階級覺悟，增強了對國民統治集團的仇恨，促進了解放戰爭的進程，出現了參軍擁軍的熱潮．毛澤東的“精神原子彈”很快就在大決戰中產生威力，把蔣介石用洋槍炮“武裝到牙齒”的軍隊炸得土崩　瓦解，潰不成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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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原則是黨指揮槍，而決不容許槍指揮黨．

共產黨員不爭個人兵權（決不能爭，再也不要學張國燾），但要爭黨的兵權，要爭人民的兵權．

＜戰爭和戰略問題＞（１９３８年１１月６日），＜毛澤東選集＞第２卷，第５４６－５４７頁．

１９２９年１月紅四軍開始轉戰贛南閩西時，黨內的一些錯誤思想再度抬頭，最突出的表現便是否定黨對軍隊的領導．一些人對黨委，支部討論和決定問題的制度不習慣，感到受約束，主張由長官說了算．更有人認為黨委領導是“自上而下的家長制”，甚至把黨的領導說是“書記獨裁”．這些問題的存在，引發了紅四軍第七次黨代表大會上圍繞黨對軍領導等問題的爭論．毛澤東毫不動搖地維護黨對紅四軍的領導．

１９２９年１２月，毛澤東主持制定古田會議決議，從理論上闡明了黨對軍隊領導的原則，並從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確立了黨領導軍隊的一些基本制度和措施．１９３２年９月１２日＜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部關於紅軍中黨的工作的訓令＞中，第一次出現了“保障黨在紅軍中的絕對領導”的字句．

“三灣改編”的主要成果之一，是紅軍中建立了黨的各級組織，明確黨的領導地位．但是在堅持還是否定黨的領導上，始終存在鬥爭，有時鬥爭還是很激烈的．一些人對軍隊與黨的關係存在模糊認識，片而強調軍隊與軍事工作的特殊性，忽視或輕視黨對軍隊的領導；另有一些人出於個人政治野心，企圖獨攬軍權，把軍隊當成實現個人野心的工具，把黨領導軍隊的制度看成其實現野心的最大障礙．

在長征途中，張國燾自恃人多，擁兵自重，反對北上，向黨鬧獨立，分裂黨和紅軍，給黨和人民軍隊造成了嚴重損失．１９３５年６月１７日，黨中央率紅一方面軍在經歷了長時間的艱苦奮戰，輾轉顛沛之後，終於在四川懋功達維鎮與四方面軍勝利會師，為發展革命戰爭，開創新的局面創造了有利條件．６月１６日，毛澤東，周恩來，洛甫（張聞天）致電紅四方面軍領導人張國燾等，佔領川，陝，甘三省，建立三省蘇維埃政權是我紅一，四方面軍今後的總方針．但此時的張國燾個人野心膨脹，他看到黨中央領導的紅一方面軍只有二萬餘人，人勞馬困，而紅四方面軍現有八萬餘人，則想以兵壓黨，篡奪黨的最高領導權．他先是不同意黨中央北上抗日的戰略總方針，堅持向川康發展的錯誤方針，進而不斷向黨中央把出要“速決統一指揮的組織問題”，要求自任軍委主席之戰，並有“獨斷決行”的權力．在毛澤東領導下，黨中央粉碎了張國燾的野心圖謀．１９３５年８月９日，中央在＜關於一，四方面軍會合後的政治形勢與任務的決議＞中指出：“中國工農紅軍是在中國共產黨的唯一的，絕對的領導之下，生長與發展起來的，沒有中國共產黨就沒有中國工農紅軍，就沒有蘇維埃革命運動．”

毛澤東認為，軍隊是“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共產黨的這種絕對的領導權，是使革命戰爭堅持到底的重要條件．沒有共產黨的這種絕對領導，是不能設想革命戰爭能有這樣的堅持性的”．

軍隊是實現黨的綱領，保衛人民利益的工具．黨指揮槍的原則，是人民軍隊實現自己的宗旨的保證．中國共產黨以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的利益為自己的最高利益，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自己的根本宗旨．人民軍隊是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保衛者，是人民的子弟兵．只有堅持了黨指揮槍，才能保持我軍與廣大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繫，實現為人民服務的建軍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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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軍隊必須加強政治工作．

＜三個月的總結＞（１９４６年１０月１日），＜毛澤東選集＞第４卷，第１２０８頁

１９２９年６月下旬，在福建龍岩城倫明堂召開的紅四軍第七次黨代表大會上，毛澤東沒有被選為前委書記．會後，他離開紅四軍主要領導崗位，到閩西蛟洋養病去了，同時幫助和指導閩西特委工作．

毛澤東的這之“下台”，事出有因．從１９２７年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建立，到１９２９年，朱德，陳毅率領南昌起義部隊，彭德懷率領的平江西起義部隊先後與毛澤東秋收起義部隊在井岡山會合，部隊戰鬥力大為爭強．然而，這些部隊是由舊軍隊投入革命隊伍中，加之根據地條件艱苦，面對強大敵人不斷進攻，軍隊的思想問題十分突出，單純軍事觀點，流寇思想，極端民主化，軍閥主義殘餘等非無產階級思想泛濫．毛澤東堅決要求設立軍委，加強黨對軍隊的領導和政治思想建設，把紅軍的任務定位在三大任務上．而紅四軍不少領導並沒有認識到這些問題的重要性，以致發生分歧．

８月下旬，新當選的紅四軍前委書記陳毅抵達上海，與周恩來進行了多次交談．周恩來代表黨中央充分肯定毛澤東領導紅四軍建立以來的成績和經驗，並由陳毅代表中央起草了給紅四軍前委的＜九月來信＞．信中肯定了毛澤東關於建設無產階級革命軍隊的一系列正確主張，指出在紅軍中應“糾正一切不正確的傾向”，並宣布由毛澤東繼續擔任紅四軍前委書記．

１０月２２日，陳毅從上海返回紅四軍，在廣東蕉嶺與紅四軍委見面，傳達周恩來指示，並派來人把中央指示交毛澤東，請毛澤東回紅四軍主持工作．１２月２８日，根據中共中央＜九月來信＞精神，在福建上杭古田曙光小學召開了紅四軍第九次黨代理大會，毛澤東在會上作了政治報告．古田會議決確立了政治工作在軍隊中的生命線地位，成為黨和紅軍建設的綱領性文獻．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決議評價指出：毛澤東同志系統地解決了以農民為主要成份的革命軍隊如何建設成為一支無產階級性質的，具有嚴格紀律的，同人民群眾保持密切聯繫的新型人民軍隊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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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特別是現在，紅軍決不是單純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滅敵人軍事力量之外，還要負擔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幫助群眾建立革命政權以至於建立共產黨的組織等項重大任務．

＜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１９３９年１２月），＜毛澤東選集＞第１卷，第８６頁

中國人民解放軍永遠是一舍戰鬥隊，又是工作隊，生產隊．這是毛澤東在建軍之初就為紅軍制定的“三大任務”，是人民軍隊宗旨的具體體現．

最初，這是一支構成十分複雜的武裝，官兵的政治素質很不平衡，甚至有不少投機者和意志薄弱者．１９２７年１２月２６日，部隊在攻打茶陵村時，團長陳浩，副團長徐恕等企圖投降，毛澤東及時制止了他們．１２月底，部隊到達寧岡礱市，前委召開大會，處決陳浩等人．毛澤東總結經驗教訓，提出了工農革命軍三大任務：

第一，打仗消滅敵人

第二，打土豪籌款子

第三，做群眾工作，幫助群眾建立革命政權

在毛澤東的指示精神指導下，荼陵的革命形勢出現了新局面，創建１了井岡山地區第一個蘇維埃政府，並成立了縣工會，農會和赤衛隊．

進軍井岡山，部隊的任務是什麼？這是毛澤東在秋收起義後率隊進到江西寧岡縣古城時就考慮過的問題，還召開了前委會議進行討論．會上毛澤東提出，黨和軍隊要執行武裝鬥爭，深入土地革命和建設革命根據地三項任務．毛澤東不是一個行伍出身的軍人，他是一個充滿了革命激情的知識份子，一個無產階級的革命家，他是為了實現黨的政治任務而走上武裝鬥爭這一條路的，然而他心中的目標卻求遠只有一個　－　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

１９２８年１月，毛澤東率領工農革命軍攻佔遂川縣城後，即分兵發動群眾，組織群眾打土豪，分浮財，建立各種革命群眾組織（工會，農會，婦聯，青年團，兒童團）和赤衛隊，成立了遂川縣委和蘇維埃政府，極大地促進了當地革命形勢的發展．

１９２９年１２月，毛澤東在古田會議決議中，從理論上闡述了我軍在打仗的同時，做群眾工作以及建設革命政權工作的重要性．他指出：“紅軍的打仗，不是單純地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為了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並幫助群眾建立革命政權才去打仗的，離開了對群眾的宣傳，組織，武裝和建設革命政權等目標，也就失去了打仗的意義，也就失去了紅軍存在的意義．”從此，三大任務便正式確定下來．

抗日戰爭時期，為了打破日偽軍和國民黨頑固派的封鎖，毛澤東為我軍規定了參加生產的任務．１９３９年，毛澤東在為“抗大”的題詞中寫道：“現在一邊學習，一面生產，將來一面作戰，一面生產，克服困難，敵人喪膽！”１９４３年１１月，毛澤東又在＜組織起來＞一文中講道：“我們有打仗的軍隊，又有勞動的軍隊．打仗的軍隊，我們有八路軍新四軍；這支軍隊也要當兩支用，一方面打仗，一方面生產．我們有了這兩支軍隊，我們的軍隊有了這兩套本領，再加上做群眾工作一項本領，那麼，我們就可以克服困難，把日本帝國主義打垮．”

解放戰爭後期，革命形勢急劇發展，我軍迅速解放大片的土地和一座座的城市．在這些新解放的地區建立革命政權，特別是接收和管理城市，都需要大批的幹部．針對這種情況，毛澤東於１９４９年２月發出了 “把軍隊變為工作隊”的指示．在這個指示中，毛澤東把我軍“打仗”的任務用“戰鬥隊”來表述，把“做群眾工作”的任務用“２２作隊”來表述．

“戰鬥隊，工作隊，生產隊”作為我軍同時擔任的三大基本任務，是在中國革命戰爭的特殊歷史條件下產生的，充分體現了人民軍隊的本質和特色，是建設無產階級新型人民軍隊的一個創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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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紀律：

１．一切行動聽指揮

２．不拿群眾一針一線

３．一切繳獲要歸公

八項注意：

１．說話和氣

２．買賣公平

３．借東西要還

４．損壞東西要賠

５．不打不駡人

６．不損壞莊稼

７．不調戲婦女

８　不虐待俘虜

＜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關於重行頒佈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訓令＞（１９４７年１０月１０日），＜毛澤東選集＞第４卷，第１２４１頁

中國人民解放軍高度重視紀律建設；所不同的是，解放軍的軍紀不是由條令部門所制定，而是由革命領袖毛澤東提出來，並根據革命鬥爭任務逐步完善，為全國人民所熟悉．這就是“三大紀律，八項注意”．

從１９２７年９月２９日至１０月３日，毛澤東利用５天時間對秋收起義失敗後的部隊進行了整編，並確定了進軍井岡山，開展游擊戰爭，建立革命根據地的方針．當時，井岡山上還有一支“土匪部隊”，即由王佐，袁文才率領的貧苦農民組成的武裝．經何長工做工作和送１００支槍，王佐部隊接受了收編．１０月２４日，毛澤東向經歷了秋收起義失敗的“失敗之旅”和這支“土匪部隊”鄭重提出了軍紀，規定了三項紀律：一切行動聽指揮，不拿群眾一紅薯，打土豪要歸公．三項紀律的提出和執行，維護了起義軍的形象，有效地爭取人民群眾的支持．在率領部隊攻佔江西遂川縣城後，毛澤東於２５日針對部隊中存在的問題，進一步總結了群眾工作經驗，提出了六項注意：上門板，捆鋪草，說話和氣，買賣公平，借東西要還，損壞東西要賠．１９２８年４月３日，在湖南省桂東縣沙田村，毛澤東向全體官兵正式宣佈三大紀律六項注意，將“不拿群眾一個紅薯”改為“不拿工人農民一點東西”．１９２９年初，紅四軍向贛南和閩西進軍時，在六項注意中又增加了“洗澡避女人”，“不搜俘虜腰包”，從而完善了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各地紅軍也先後執行了這些規定，但其具體內容在各地紅軍略有不同．１９４７年１０月１０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頒發了由毛澤東起草的關於重申頒佈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訓令，對其內容作了純一規定，並要求部隊深入教育，嚴格執行．根據“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我軍還編寫了＜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歌．毛澤東要全黨，全軍人人會唱，並多次親自帶頭唱，要求大家照樣去做，維護軍隊的高度團結和統一．

“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通俗易懂，言簡意賅，具有很強的操作性，易於每一個士兵牢記和執行，強調每個人都要自覺遵守，並且在日常生活中隨時隨地檢查執行情況，如行軍前都有專人檢查門板上了沒有，捆稻草捆了沒有，送走了沒有，房子打掃了沒有．．．“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包含了豐富的思想內容，集中體現了我軍政治工作中官兵一致，軍民一致，瓦解敵軍一致的三大原則．它還突出反映了軍隊與人民的關係，體現了人民軍隊的基本性質和宗旨，使軍隊真正做到了秋毫無犯，這也是毛澤東所率領人民軍隊受到中國最大多數民眾的熱烈擁護和衷心愛戴的原因．正如朱德元帥說：“我們的軍隊是中國人民革命的產兒，它像兒子忠於母親一樣地忠實人民，所以人民愛戴和擁護它，幫助它克服困難，在極端艱苦的環境之中，不斷地鞏固和壯大起來．”過去老百姓看到軍人就害怕，就逃跑，現在看到紅軍就歡迎，就喜愛，軍民成了一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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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軍的物質生活如此菲薄，戰鬥如此頻繁，仍能維持不敝，除黨的作用外，就是靠實行軍隊內的民主主義．官長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開會說話的自由，廢除煩瑣的禮節，經濟公平．

中國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義，軍隊也需要民主主義．軍隊內的民主主義．軍隊內的民主主義制度，將是破壞封建顧擁軍隊的一個重要武器．

＜井岡山的鬥爭＞（１９２８年１１月２５日），＜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６５頁．

１９２７年１０月１日，毛澤東興奮地來到部隊，參加了工農革命軍第１師第１團士兵委員會的成立大會．此時的毛澤東心情激動，他正着手建立一支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實行官兵平等的人民軍隊，他將親手廢除剥削階級軍隊的一切惡習．就在這幾天，他對這支部隊進行了兩大革命，一是建立中國共產黨的各級組織；二是在連以上建立由士兵群眾民主選舉產生的士兵委員會，實行政治，經濟，軍事民主．

在歷史上所有統治階級的軍隊中，廣大士兵從來沒有任何地位和尊嚴，受到軍官隨意欺壓，打駡和體罰．毛澤東在江西永新縣三灣村“泰和祥”雜貨鋪對部隊實行整頓和改編，主要內容之一就是在部隊內部實行民主制度，官兵平等，待遇一樣，吃一樣的飯菜，穿一樣的衣服，規定長官不淮打駡士兵，士兵有開會說話的自由．在連以上建立的士兵委員會有很大的權力，可以參加對部隊的行政管理和經濟管理，首長要受它的監督，遇有重大事情，士兵委員會可召集大家討論，上至各級首長，下至伙夫，馬夫，都有充分發表意見的權利．通過上述規定，確立了軍官與戰士同是戰友，同是階級兄弟的新型官兵關係．此外，“伙食尾子”使士兵很滿意．所謂“伙食尾子”是指從每日五分的油塩紫菜錢中節餘部份分發士兵作零用，情況好時，每人每人約得六七十文．

民主制度的確立，使部隊的戰鬥力很大提高，精神得到解放的士兵在戰場上更為勇猛了．尤其是新來的俘虜兵，雖然感覺紅軍的物質條件不如白軍，但民主的力量使他們煥發出戰士的剛強．紅軍就像一個大熔爐，三大民主的實行更使它真正成為工農大眾謀解放的革命的軍隊，人民所喜愛的軍隊．於是，戰無不勝的威武之師，文明之師的逐漸強大和發展，就是必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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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軍所以艱難戰勝而不潰敗，“支部在連上”是一個重要原因．

＜井岡山的鬥爭＞（１９２８年１１月２５日），＜毛澤東選集＞第１卷，第６５頁．

１９２７年９月２９日，一支約１０００餘人的部隊在毛澤東帶領下，來到江西省求新縣三灣村．９月上旬，這支由原武漢國民黨政府警衛團，平江工農義勇團，安源工人糾察隊，礦警隊以及醴陵，萍鄉，安福，蓮花，瀏陽農民約５０００餘人組成的“號稱”工農革命軍第１軍第１師的武裝，進行了湘贛邊界秋收起義，遭到失敗，總指揮盧德銘犧牲，部隊傷亡慘重．此時，作為黨中央代表的毛澤東更為着急的是，這支部隊的思想基礎薄弱，軍官軍閥作風嚴重，官兵灰心喪氣，士氣低落．為保留和鞏固這支武裝力量，使之成為實現黨的政治任務的火種，毛澤東開始改造了這支軍隊的嘗試．在三灣村，毛澤東主持召開了中共前委會議，決定部隊進行改編．毛澤東宣佈：一，改編軍隊組織，將原來的一個師縮為一個團；二，在部隊中建立黨的各級組織，班，排有小組，連設黨支部，營，團以上建立黨委，連以上設黨代表，全軍由黨的前敵委員會統一領導；三，在軍隊內部廢除舊制度，實行民主制度，建立士兵委員會，官長不准打駡士兵，官兵待遇平等．“三灣改編”使黨在軍隊基層建立了組織，從而使黨在政治上掌握軍隊有了基礎．

１９２９年１２月，毛澤東在＜古田會議決議＞中又一次重申：“每連建立一個黨支部，每班建立一個黨小組，是紅軍中黨的組織的重要原則之一．”“黨代表制度，經驗證明不能廢除．特別是連一級，因為黨的支部在建設在連上，指導民運工作，同時要擔任黨的支部書記．事實證明，哪一個連的黨代表較好，哪一個連就較健全，而連長在政治上卻不易有這樣大的作風．１９３０年底，中其中央頒發＜中國工農紅軍政治工作暫行條例草案＞，明確規定連隊黨支部的性質，組織和任務．１９３２年，黨中央頒發的＜關於紅軍中黨的工作訓令＞提出“支部是黨在紅軍中的堡壘，連隊是黨的基本組織”，強調支部“要提高戰鬥力為中心進行自己的工作，要根據戰鬥力的各種情況，在政治機關的領導下，抓住工作的中心，以鞏固部隊的政治情緒，提高部隊的戰鬥力”．１９３３年，總政治部制定並頒佈了＜支部工作綱要＞．對支部的工作，支委的工作，黨小組長工作，黨員訓練，發展黨員等作了詳細規定，有效地加強了連隊黨支部的建設．這一根本制度在以後各次政治工作會議中都被強調．

“支部建在連上”，能保證黨的領導深入群眾．軍隊中黨的任務，就是要團結和帶領全軍官兵加強軍隊建設，完成黨賦予的各項任務而奮鬥．連隊是軍隊的基層組織，是完成戰鬥和各項任務的基本單位．離開了連隊，離開了基層，軍隊就會失去戰鬥力．黨的支部不建在連上，黨就抓不住士兵群眾，軍隊就經不起各種艱難困苦的考驗．支部是黨的領導機關和群眾聯系的橋樑，是團結與領導廣大官兵的核心．只有把支部建在連上，才能把黨的路線，方針，政策貫徹到基層，發揮基層黨組織團結教育群眾和黨員的先鋒模範作用，動員和組織官兵堅持黨的基本路線，方針，政策，把黨對軍隊的一系列重大決策變成廣大官兵的實際行動．也只有把“支部建在連上”，才能使黨的基礎紮於群眾之中，傾聽士兵群眾的意見，要求，了解他們的思想情緒，掌握他們的工作，生活情況，並迅速反映到黨的領導機關來，做出符合實際的決定，解決官兵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密切黨與群眾的血肉關系，緊密團結廣大官兵，實現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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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建軍是毛澤東留給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法寶，是他作為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在建軍問題上的本質體現．當毛澤東在秋收起義中第一次領導武裝鬥爭的時候，他不僅看到了這支軍隊的弱小，而且認識到了它在政治思想基礎上的軟弱，從而用無產階級政治思想改造和建設一支新型的人民軍隊，並取得中國革命戰爭的勝利，成為毛澤東軍事實踐的首要任務．二十一年間，毛澤東親手締造了一支新型的人民軍隊，創立了一整套政治建軍理論，使這支軍隊從小到大，從弱到強逐步發展壯大起來，最終戰勝了國內外一切強敵，成為一支戰無不勝的偉大軍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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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問題中的唯心論與機械論的傾向，是一切錯誤觀點的認識論上的根源．他們看問題的方法是主觀和片面的．或者是毫無根據地純主觀地說一頓；或者是只根據問題的一側面，一時候的表現，也同樣地把它夸大起來，當作全體看．但是人們的錯誤觀點可分為兩類：一類是根本的錯誤，帶一貫性，這是難於糾正的；另一類是偶然的錯誤，帶暫時性，這是易於糾正的．但既同為錯誤，就都有糾正的必要．因此，反對戰爭問題中的唯心論和機械論的傾向，採用客觀的觀點和全面的觀點去考察戰爭，才能使戰爭問題得出正確的結論．

＜論持久戰＞（１９３８年５月），＜毛澤東選集＞第２卷，第４４７頁

“左傾”機會主義使紅軍未能戰勝蔣介石的第五次“圍剿”，被迫長征，給黨和人民造成巨大的損失．為了總結經驗教訓，使黨和軍隊成熟起來，堅持正確的路線，毛澤東在勝利到達陝北後，經過充分的理論準備，開始了從思想上，軍事上對“左傾”機會主義路線批判．

１９３６年１２月，毛澤東在陝北的紅軍大學作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的演講；１９３７年７月和８月，毛澤東又先後在延安的抗日軍事政治大學作了＜實戰論＞，＜矛盾論＞的演講．他認為“左傾”機會主義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的深刻根源，是其思想上，認識上犯了唯心論，機械唯物論的錯誤．他深刻指出，“唯心論和機械唯物論，機會主義和冒險主義，都是以主觀和客觀相分裂，以認識和實踐相脫離為特徵的，以科學的社會實踐為特徵的馬克斯列寧主義的認識論,不能不堅決反對這些錯誤思想.”後來，毛澤東在＜論持久戰＞，＜戰爭和戰略問題＞等著作中，又繼續深入地進行了這方面的深刻批判．

從毛澤東的機乎所有軍事論著中，我們會深刻地感受馬克斯辨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內在動力，領略到一個無階級軍事家的思想內涵及其認識論基礎．與此同時，在毛澤東的哲學著作中，我們又不時地看到大量的中國革命戰爭正反兩方經驗的例證，以及充滿了辨證思維的戰爭哲理和警句．從中，可以得出一個結論：毛澤東既是一個偉大的無產階級軍事家，更是一個偉大的無產階級思想家，哲學家；他的戰爭觀，方法論是建築在馬克斯主義世界觀，方法論基礎上的軍事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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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研究在各個不同歷史階段，各個不同性質，不同地域和民族的戰爭的指導規律，應該着眼其特點和着眼其發展．

＜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１９３６年１２月），＜毛澤東選集＞第１卷，第１７３頁

中國共產黨在開展武裝鬥爭初期並沒有戰爭的經驗．黨內一部份是從舊軍隊出來的，他們打仗習慣“照着反動的中國政府或反動的中國軍事學校出版的那些條令去做就得了”，不知道“這些條令僅僅是一般戰爭的規律，並且還是抄了外國的，如果我們一模一樣地照抄來用，絲毫也不變更其形式和內容，就一定是“削足適履，要打敗仗”．還有一部份人是蘇聯學習回來的，“他們說，只要研究俄國革命戰爭的經驗就得了，具體地說，只要照着蘇聯內戰的指導規律和蘇聯軍事機關條令去做就得了．他們不知道：蘇聯的規律和條令，包含着蘇聯內戰和蘇聯紅軍的特殊性，如果我們一模一樣地抄了來用，不允許任何變更，也同樣是削足適履，要打敗仗．”還有一部份人是參加過北伐戰爭，他們說：“１９２６年和１９２７年的北伐戰爭的經驗是最好的，我們應該學習它，具體地說，學北伐戰爭的長驅直入和套取大城市．他們不知道北伐戰爭的經驗是應該學習的，但是不應該刻板地抄用，因為我們現時戰爭的情況已經變化了．”這些人看不起毛澤東從井岡山斗爭和三次“反圍剿”的實踐中總結出來的一整套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認為是“山溝裡的馬列主義”，把毛澤東排斥出紅軍的領導決策層，請第三國際代表德國人李德來指揮作戰，結果未能突破蔣介石的第五次“圍剿”，喪失了革命根據地，迫使中央紅軍進行長征，使紅軍幾乎損失殆盡．實踐證明，毛澤東的戰略戰術和研究戰爭的方法是正確．

毛澤東說：“我們應該研究一般戰爭的規律；也應該研究革命戰爭的規律；最後，我們應該研究中國革命戰爭的規律．”“戰爭情況的不同，決定着不同的戰爭指導規律，有時間，地域和性質的差別．從時間的條件說，戰爭和戰爭指導是發展的，各個歷史階段有各個歷史階段的特點，因而戰爭指導規律也各有其特點，不能呆板地移用於不同的階段．從戰爭的性質看，革命戰爭和反革命戰爭，各有其不同的特點，因而戰爭規律也各有其特點，不能呆板地互相移用．從地域條件看，各個國家各民族特別是大國家大民族均有其特點，因而戰爭規律也各有其特點，同樣不能呆板地移用．我們研究在各個不同歷史階段，各個不同性質，不同地域和民族的戰爭的指導規律，應該着眼其特點和着眼其發展，反對戰爭問題上的機械論．”

毛澤東在不同歷史時期，針對不同戰爭的性質和特點，不同作戰對象，具體情況具體分析，提出了不同的作戰指導方針，原則．在土地革命時期，他總結了“十六字訣”，提出了一套游擊作戰的理論；抗日戰爭時期，他親自撰寫了＜論持久戰＞，＜抗日游擊戰的戰略問題＞等指導性文章；解放戰爭中，他總結提出了著名的“十大軍事原則”．這些軍事理論來源於實踐，符合戰爭實際，對戰爭勝利起到了重要的指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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