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節　黨指揮槍

我們的原則是黨指揮槍，而決不容許槍指揮黨．

共產黨員不爭個人兵權（決不能爭，再也不要學張國燾），但要爭黨的兵權，要爭人民的兵權．

＜戰爭和戰略問題＞（１９３８年１１月６日），＜毛澤東選集＞第２卷，第５４６－５４７頁．

１９２９年１月紅四軍開始轉戰贛南閩西時，黨內的一些錯誤思想再度抬頭，最突出的表現便是否定黨對軍隊的領導．一些人對黨委，支部討論和決定問題的制度不習慣，感到受約束，主張由長官說了算．更有人認為黨委領導是“自上而下的家長制”，甚至把黨的領導說是“書記獨裁”．這些問題的存在，引發了紅四軍第七次黨代表大會上圍繞黨對軍領導等問題的爭論．毛澤東毫不動搖地維護黨對紅四軍的領導．

１９２９年１２月，毛澤東主持制定古田會議決議，從理論上闡明了黨對軍隊領導的原則，並從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確立了黨領導軍隊的一些基本制度和措施．１９３２年９月１２日＜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部關於紅軍中黨的工作的訓令＞中，第一次出現了“保障黨在紅軍中的絕對領導”的字句．

“三灣改編”的主要成果之一，是紅軍中建立了黨的各級組織，明確黨的領導地位．但是在堅持還是否定黨的領導上，始終存在鬥爭，有時鬥爭還是很激烈的．一些人對軍隊與黨的關係存在模糊認識，片而強調軍隊與軍事工作的特殊性，忽視或輕視黨對軍隊的領導；另有一些人出於個人政治野心，企圖獨攬軍權，把軍隊當成實現個人野心的工具，把黨領導軍隊的制度看成其實現野心的最大障礙．

在長征途中，張國燾自恃人多，擁兵自重，反對北上，向黨鬧獨立，分裂黨和紅軍，給黨和人民軍隊造成了嚴重損失．１９３５年６月１７日，黨中央率紅一方面軍在經歷了長時間的艱苦奮戰，輾轉顛沛之後，終於在四川懋功達維鎮與四方面軍勝利會師，為發展革命戰爭，開創新的局面創造了有利條件．６月１６日，毛澤東，周恩來，洛甫（張聞天）致電紅四方面軍領導人張國燾等，佔領川，陝，甘三省，建立三省蘇維埃政權是我紅一，四方面軍今後的總方針．但此時的張國燾個人野心膨脹，他看到黨中央領導的紅一方面軍只有二萬餘人，人勞馬困，而紅四方面軍現有八萬餘人，則想以兵壓黨，篡奪黨的最高領導權．他先是不同意黨中央北上抗日的戰略總方針，堅持向川康發展的錯誤方針，進而不斷向黨中央把出要“速決統一指揮的組織問題”，要求自任軍委主席之戰，並有“獨斷決行”的權力．在毛澤東領導下，黨中央粉碎了張國燾的野心圖謀．１９３５年８月９日，中央在＜關於一，四方面軍會合後的政治形勢與任務的決議＞中指出：“中國工農紅軍是在中國共產黨的唯一的，絕對的領導之下，生長與發展起來的，沒有中國共產黨就沒有中國工農紅軍，就沒有蘇維埃革命運動．”

毛澤東認為，軍隊是“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共產黨的這種絕對的領導權，是使革命戰爭堅持到底的重要條件．沒有共產黨的這種絕對領導，是不能設想革命戰爭能有這樣的堅持性的”．

軍隊是實現黨的綱領，保衛人民利益的工具．黨指揮槍的原則，是人民軍隊實現自己的宗旨的保證．中國共產黨以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的利益為自己的最高利益，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自己的根本宗旨．人民軍隊是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保衛者，是人民的子弟兵．只有堅持了黨指揮槍，才能保持我軍與廣大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繫，實現為人民服務的建軍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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